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共存之道”，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主题。记得两年前，我曾在这里讨论了“中国路、中国梦、中国心”。现在，我想把话题从“梦”转到“觉醒”，和大家一起探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并由此上溯到168年来，中国人是怎样在时代和社会的大变动中，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伟大觉醒的。特别要探讨最近30年，中国人所经历的伟大新觉醒，它“新”在哪里，又“伟大”在哪里。
伟大新觉醒的历史动力
在三轮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命运的三次大转折中，中国人先后觉醒到“天朝大国”的腐朽，必须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图强；觉醒到效仿西方道路走不通，必须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行武装斗争以图强；又觉醒到苏联模式的僵化停滞是死路，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以图强。这就是160多年来中国人的三次伟大觉醒。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中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救亡图存，二是振兴发展。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可以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包括中华民族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及其领袖的最大考验，从而也就成为多少代中国人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的最深层历史动力。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大变动，世界也经历了大变动。要问这两方面大变动的内在联系是什么？我认为，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世界范围三轮经济全球化的曲折发展，中国国家命运的三次大转折。
大体而言，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于十八世纪中叶，中国正处于落日辉煌的乾隆王朝，而英国的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成为“日不落帝国”。中国却恰在此时，被英国一巴掌打入半殖民地，开始了深重的民族大灾难。自那时起，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的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可歌可泣的战斗从未止息。但是始终未能扭转国势衰败。整体而言，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叶这100多年间，中国人不但没有赶上时代，反而被打入谷底，成为经济全球化和资本殖民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这就是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金融资本统治的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而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断了，并且先后引起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人民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抓住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断裂的时机起来革命，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获得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打开了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两大追求和历史进步的大门。这就是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前苏联也在阿富汗战争中失败。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先后遭受重大挫折，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起来。恰好从这时起，即从1978年起，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人抓住了新的时机。经过30年努力奋斗，我们成功地开创了一条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道路。这就是第三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在这三轮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命运的三次大转折中，中国人先后觉醒到“天朝大国”的腐朽，必须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图强；觉醒到效仿西方道路走不通，必须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行武装斗争以图强；又觉醒到苏联模式的僵化停滞是死路，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以图强。这就是160多年来中国人的三次伟大觉醒。
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救亡图存、振兴发展的内部动力相结合，决定了中国人对民族命运、对世界趋势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认识，并且经过大规模的斗争，改变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形象。
伟大新觉醒的思想空间
在二十一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其广阔复杂而又意义极其重大的、新的“诸子百家”的局面。这一次“诸子百家”的焦点，是当代世界向何处去，其中也包括当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最近30年中国人的伟大新觉醒所展现出来的，同人类文明相融会而又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理念，正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为我们不断提供着新的精神财富。
在讨论了中国人伟大新觉醒的历史条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新觉醒的思想条件，这就是世界范围的思潮激荡。我有一个观点：在二十一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其广阔复杂而又意义极其重大的、新的“诸子百家”的局面。这一次“诸子百家”的焦点，是当代世界向何处去，其中也包括当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朋友们都知道，“诸子百家”这个话，本来是专指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就当时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而展开的那场很长时期的大论战。可以说，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意义极为重大的“诸子百家”。
在那以后，中国历史上，真正够格说得上意义极为重大的又一次“诸子百家”，我认为只能是从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间，直到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的这样一大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上，我们又一次提出了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经过100多年的大激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取得了胜利，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
那么，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恐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即第三次意义极为重大的“诸子百家”。面对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世界新的转折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我们无非有这几种选择：一种是妄自尊大，脱离经济全球化，关起门来搞现代化。这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又一种是妄自菲薄，甘当附庸，完全依附外国，依附西方。这种办法也是屡试屡败。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1978年以来的30年实践证明，这也是一条成功的道路。但是尽管如此，事情没有完结。我们能不能在本世纪中叶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世界上许多人还在看。
从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来说，“当代世界向何处去”这个关系全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更是远未解决，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动荡、分化和抉择的长期过程。由此而来的各家各派，诸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等，难道不是当代世界的“诸子百家”？至于对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不确定论”，国际舆论一波接着一波，难道不也是“诸子百家”？
正是在当代世界范围思想激荡的历史条件下，最近30年中国人的伟大新觉醒所展现出来的，同人类文明相融会而又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理念，正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为我们不断提供着新的精神财富。
伟大新觉醒的深刻内涵
“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说到底，是人的因素的进一步解放。既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各类所有权、财产权、自主权和正当竞争关系的发展，也包括在民主和法制基础上，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民主权利和各项基本人权的愈益强化的保障。其结果，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逐步发扬起来了。
1978年以来的30年，中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世界近代以来大国历史上少有的高速发展。西方思想界、战略界、舆论界的一些朋友，把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现象称之为“世纪之谜”。而要破解这个“世纪之谜”，还需要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经验中，从中国人在这个历史新时期的伟大新觉醒的深刻内涵中，来获得理解。
我认为，这个深刻内涵的首要核心，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而“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之最突出、最使十几亿中国人受惠的一条，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封闭僵化的颓势，中国人真正充满希望地活跃起来了。邓小平说得好：“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人的伟大新觉醒，是由30年前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起步的。经过这个大讨论，中国人又把实践标准进一步集中到生产力标准上来，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还是有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是非标准”。邓小平以巨大的勇气，如此尖锐和鲜明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朋友们，这就是中国人伟大新觉醒的聚焦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突破口。
有了这个伟大新觉醒，才有改革开放，中国的生产力才能够被奇迹般地逐步释放出来。这里包括：一要搞活资本，二要统筹土地，三要发展科技，四要改善生态，五要扩大就业，六要更好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对外开放，更充分地调动境外资本、技术、人才、资源中的积极因素。你看，国内六项，国外四项，共为十项。这十项“生产力要素”持续地得到解放，一直走到今天。中国人的温饱问题由此而解决了，中国人的小康社会逐步成形了，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了，中国人越来越注重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摆脱僵化模式，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把改革开放的重点，确定在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上。我们以“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旗帜、道路和指导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邓小平所指出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真正活跃起来的社会主义！
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最近30年中实现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实在是一个伟大而又复杂的超大规模系统工程。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不可能没有曲折、起伏以至于失误，不可能没有种种失衡、失范、腐败、阴暗面以至于“乱象”，更不可能没有困难、风险甚至很大困难和很大风险。但是这30年历史进程之主流，却始终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与解放生产力紧密结合。正是依靠这一条，才推动了中国这30年的大发展，并将继续推动中国在整个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大发展。
“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说到底，是人的因素的进一步解放。既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各类所有权、财产权、自主权和正当竞争关系的发展，也包括在民主和法制基础上，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民主权利和各项基本人权的愈益强化的保障。其结果，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逐步发扬起来了。所谓“中国真正活跃起来”，要点就在这里。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及其他方面体制改革相结合，而不是相脱离；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最大利益标准和以人为本相统一，而不是相割裂。由此而来的，是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
伟大新觉醒的历史新起点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仍然要坚定不移和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具体来说，我认为就是要进一步解放“三个力”：一个是创新活力，一个是创业活力，还有一个则是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只有进一步破除一切仍然束缚这“三个力”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才能真正强有力地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今天，中国人的伟大新觉醒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起点就是中国人对当代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国情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和道路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只有清醒认识前所未有的挑战，才能真正把握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当前，我们至少面临五大挑战：一是资源尤其是能源短缺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一系列重大严峻问题的挑战；四是巨大自然灾害的挑战；五是新条件下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军事的种种压力，包括当前国际范围同时发生的金融、能源、粮食、气候四大危机，也包括未来岁月国际范围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危机的挑战。由此可见，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面对的挑战实在是够多、够大的了。
这个新起点还在于重新认识中国拥有13亿到15亿人口这样一个基本国情的总背景。首先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在人口问题上相继出现“三个高峰”：一是当前已经面临的“就业高峰”，二是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总量高峰”，三是本世纪四十年代的“老龄化高峰”。还要特别看到，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必须解决好8亿农村人口的前景和出路。这就要求中国走出一条包括农村工业化在内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当代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面对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某些深层次矛盾，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加以分析和对待。这里要把握两条：第一条，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决不因某些具体问题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第二，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和发展来解决。也就是说，回头走老路是死路一条，搞私有化走邪路也是死路一条。以改革开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由，就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结论只能是：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正路和真正出路。为此，就要继续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各方面体制的全面改革。特别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内涵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
这就决定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仍然要坚定不移和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具体来说，我认为就是要进一步解放“三个力”：一个是创新活力，一个是创业活力，还有一个则是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只有进一步破除一切仍然束缚这“三个力”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才能真正强有力地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个新起点还在于中国坚持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道路。世界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依靠殖民主义掠夺世界资源的办法当然不能学；当年德国、日本那样的后起军国主义国家，依靠发动大战来重新瓜分世界的办法当然不能学；前苏联霸权主义在所谓“世界革命”幌子下，搞超级大国争霸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办法当然也不能够学！而坚持这条道路的基础，则是扩大和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在这个地球上，共同面对的挑战需要共同行动来应对，这也就是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愿意全方位地，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形成多层次的、不同形式和内涵的、开放的和不排它的利益共同体。这样来共同对世界的和平承担责任，共同为世界的发展开辟道路，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来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总之，中国人的伟大新觉醒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也只有这样，才真正称得起“赶上时代”，才真正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也才真正能够使中国更加活跃起来，实现和平崛起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本文系郑必坚教授在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主旨讲演）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