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民经济在改革中发展，因而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既有经济周期性因素，也有经济转轨时期经济体制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依据经济运行特征和经济体制基础，针对宏观经济波动中出现的问题，先后进行了六次宏观调控，时间分别为：第一次1979—1981年，第二次1985—1986年，第三次1989—1990年，第四次1993—1995年，第五次1998—2002年，第六次2003年至今。其中，除第五次是扩张型宏观调控外，其余五次都是收缩型宏观调控。这六次宏观调控的实施是因时而宜的，起到熨平经济周期、稳健经济发展的作用。回顾和总结这六次宏观调控面临的问题、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的阶段性特征及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对于理解当前我国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第一次：1979—1981年“计划”式宏观调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国各地“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情和冲动导致宏观经济出现经济过热：一是当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1.7%，供不应求的矛盾突出。二是投资过热和投资品价格上涨。当年投资率为38.2%，由于投资超出了计划，计划之外的产品供给相当一部分是高于计划价格的议价产品，从而抬高了物价指数。三是财政出现赤字。迅速增长的基建投资使财政支出大大增加，1978年财政节余10.1亿元，而1979年财政赤字207亿元。四是外贸出现较为严重的赤字。为了满足国内投资需要，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扩大进口，1979年外贸赤字为11.4亿美元。五是消费增长和物价上涨。为提高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政府增发了工资、奖金和补贴，促使社会购买力快速增长，以致供不应求的状况更加严重。国家因此调高了多种产品的价格，1980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达6%。投资和消费增长导致通货膨胀严重，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一个高峰。
1979年，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进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宏观调控。1980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计委”）等部门以计划手段调整了国民经济计划，降低各项计划指标，减少政府和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基本建设项目；以行政手段压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压缩国防经费和行政管理费用；以行政手段加强银行的信贷管理，冻结企业存款，向企业推销国库券48亿元。这些宏观调控措施较快地压缩了总需求，遏制了通货膨胀，使1981年经济增长率较快地回落到5.2%。
第二次：1985—1986年“双紧”式宏观调控
198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5.2%，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投资膨胀，投资率为34.5%，外贸赤字高达149亿美元。信贷过度扩张引发通货膨胀：在中央银行规定以1984年的贷款实际发生额作为基数的激励下，专业银行1984年下半年盲目扩张信贷规模，货币供给迅速增加，通货膨胀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明显上升。1985年物价迅速上升，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达8.8%，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二个高峰。
1985年实施了“双紧”式宏观调控：实施紧的货币政策和紧的财政政策。以行政手段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国民收入超额分配及物价水平。由于采取一系列调控措施，使1986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8.8%，通货膨胀率下降到6.2%。这次宏观调控的特点是：第一，宏观调控开始尝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计委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格局有所改观，形成计委、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联合调控宏观经济的体系。第二，以行政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以行政手段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行政部门仍然加强对物价的管理和监督检查，严格制止乱涨价。同时，以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信贷投放和货币供给量。然而，这次宏观调控持续时间不长，在工业生产遇到流动资金不足的困难和地方政府及企业要求增加信贷的压力下，“双紧”政策很快地转向放松信贷的政策，经济又开始迅速增长。
第三次：1989—1990年“硬着陆”式宏观调控
1988年5月，中央决定用五年时间实现价格和工资改革的“闯关”。“价格闯关”使物价指数迅速上涨，大多数商品由较低的政府定价转变为较高的市场价格；价格上涨预期又导致抢购风潮，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8.5%，创下历史纪录，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物价上涨高峰。随着银根松动，投资猛增，1988年投资率为37.4%；经济过热，经济增长率为11.3%；进口增加，外贸赤字为77.5亿美元。1989年，中央政府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并采取强硬的宏观调控政策抑制总需求：严格项目审批等措施压缩投资规模；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坚持执行紧缩信贷的方针，中央银行严控信贷规模，一度停止对乡镇企业贷款，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坚持执行紧缩财政，解决好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问题；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坚决压缩总需求的宏观调控迅速地抑制了增长和通货膨胀，经济实现了“硬着陆”：1990年经济增长率迅速下降到3.8%，当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率急剧下降到2.1%。
第四次：“软着陆”式宏观调控
从1991年开始，为了解决上一轮宏观调控的后遗症，中央政府实行了中央银行下调存贷款利率、扩大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等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开始回升。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等现象。“四热”即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即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即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即经济秩序混乱，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物价上涨越来越快，通货膨胀呈加速之势，通货膨胀率在1993年和1994年达到13.2%和21.7%，是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四个高峰，也是建国以来物价上涨的最高峰。与此同时，外贸赤字为679.4亿美元，也创历史新高。
此次宏观调控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及特点：一是改革与调控相结合。推行宏观调控体制改革，财政体制进行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明确中央银行的地位和任务，实现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离，实现外汇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一步形成计委、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相互配合进行宏观调控的体系。二是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货币政策发挥了主要作用，中央将现金发行控制在预定的调控目标之内，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三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运用，连续三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同时也严格地控制了货币供应量和财政支出适度增长。四是决策果断，调控有度，成效明显。在调控过程中，坚持适度从紧、稳中求进的原则，不急于求成，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而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降低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
第五次：“激励或扩张”式宏观调控
1997年，东南亚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为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和增强东南亚国家克服困难的信心，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政策。然而，由此造成对中国出口的冲击，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和国内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增幅回落，通货紧缩迹象日益明显。1998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增幅回落8.1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不升反降，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2.6%和－0.8%；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仅为7%，成为1991年以来的最低值。
面对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进行宏观调控，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扩大内需。第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发行国债，调整税收。1998年至2002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加之银行配套资金和企业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的资金较为充裕，有效地促进投资的快速增长。在扩大需求的同时，有效地改善供给，特别是加强了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加大了企业技术改造投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第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降低了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开征利息税，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求关系。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加大启动投资需求的同时，还注意启动消费需求，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有效地扩大了居民消费；不断改善投资环境，适时提高出口退税率，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有效吸引外资，使对外经济保持稳定发展。
第六次：“未雨绸缪”式宏观调控
2004年至2007年上半年，中央实行了第六次宏观调控。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固定资产投资过猛、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等不稳定、不健康问题，从2003年年底到2004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了相应措施，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
此次宏观调控最明显的特点：第一，未雨绸缪。前五次宏观调控都是针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这次调控不是在经济已经全面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出现时的事后调节，而是在经济增长时期，为了预防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主动进行的宏观调控，防患于未然。2003年经济增长率为9.1%，通货膨胀率仅为1.2%，而中央政府及时抓住某些部门投资过猛的苗头，在经济增长率尚在适度范围内、价格攀升趋势刚刚露头时就及时采取了宏观调控。第二，综合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以经济手段为主。从一开始就注重采用经济手段，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控效果明显，副作用少。第三，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稳中从紧，财政政策由“积极”逐步转向“稳健”。第四，调控力度适当。以前的调控主要对投资和消费实行力度较大的全面紧缩，容易出现“急刹车”和“一刀切”导致的“硬着陆”，或者因宏观调控不到位而反弹。本次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在调控力度的掌握上遵循“适度从紧”的原则，从一开始就定为有保有压。因而不仅抑制了过热部门的盲目发展，而且调整了经济结构，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通过适当的控速降温，使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实现平稳而较快地可持续发展，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第五，正确处理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坚定不移地推进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全面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这一轮宏观调控的初步成功，体现了新一届中央政府高超的宏观调控艺术。
通过总结和分析前六次宏观调控的经验及得失，有利于我们从新的视野认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点与宏观调控。当前的宏观调控可以视为是第六次宏观调控的继续，或将其视为第六次宏观调控的第二个阶段。
2008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并存：GDP增长速度为11%，通货膨胀率为8%，投资增长仍然快于消费增长，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和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同时，宏观经济还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人民币升值与国际收支双顺差并存，人民币对外升值与通货膨胀并存，国内流动性过剩和中小企业贷款难并存，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与证券市场急剧波动并存等。
目前，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
第一，从紧的货币政策，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中央银行扩大票据和债券的发行，提高国债利率，在公开市场业务上进行债券和票据的买卖，适时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控制信贷总量，优化信贷结构；增加汇率弹性，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构建利率—汇率协调机制。同时，根据资本市场特点，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促进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协调发展。
第二，稳健的财政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一是更加科学合理地编制安排预算，财政支出的增幅要低于财政收入的增幅，不要将财政超收部分和预算外资金过多地用于建政府大楼和形象工程，要将部分超收资金用作深化财税改革的基金、生态补偿基金和资源补偿基金等，促进可持续发展。二是确保用于直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入，增加支持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三是加大对自主创新、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增加财政补贴，减免税收。（作者：王 健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来源：《前线》
